1936年，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初创阶段，立信凝聚了冼星海、吕骥、何士德等进步的、革命的音乐家，培养了麦新、孟波等新音乐运动的作曲、指挥人才，创作出一大批表现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的经典歌曲，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引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是上海、也是立信不可忘却的红色记忆。
　　冼星海被誉为“人民音乐家”，是中国新音乐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冼星海、聂耳、贺绿汀、刘雪庵、孙慎、吕骥、孟波、麦新为代表的进步音乐家积极创作，以音乐为武器，宣传群众、鼓舞士气、团结民心，形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强大声势，有利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上海在新音乐运动中的历史贡献新音乐运动是指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在音乐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发源于上海，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极为深远。上海为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上海是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的发源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5天，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的作曲家黄自即创作了《抗日歌》。同时，该校校长、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也创作了《义勇军》、《从军歌》等歌曲。10—12月，《申报》发表了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著名音乐家黎锦辉的《义勇军进行曲》牗与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同名牘、《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等。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后来全国抗战歌曲和救亡歌咏的序曲。
　　随着1935年“一二·九”运动兴起及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逐渐形成了全民性的热潮，音乐界人士在此运动中逐渐汇聚在上海，结成了以抗战音乐为共同目标的统一战线。1935年，吕骥倡导并与沙梅在上海组织成立“业余合唱团”和“歌曲研究会”，集体研究共同创作了一批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卫马德里》、《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等抗日歌曲和传播《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等苏联歌曲。这些歌曲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歌曲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成员包括当时各方面从事救亡歌曲的词曲写作的诗人、作家陈子展、龙沐勋、柳倩、任韵、塞克、关露、周钢鸣等，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孙慎、丁?、吕骥、任光、张曙、孟波、麦新、周巍峙、沙梅等人。从此，团结范围更广、工作内容更丰富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第二，上海是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的主阵地。上海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主要产地。1935年2月，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可谓抗日救亡音乐复起和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5月，该曲的歌谱首发在上海《电通画报》上，以极其醒目的长城为背景图案，上方印有“还我山河”四个大字。以此为标志，抗日救亡歌曲进入了创作高潮。
　　上海也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主要发行地。在立信音乐训练班，麦新、孟波编辑出版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歌曲集《大众歌声》《新音乐丛刊》等，把救亡图存的新音乐运动歌曲传播到全国。《大众歌声》成为第一部收录救亡歌曲和群众歌曲的歌曲集，几个月里，上海大众歌声社将此歌曲集重印了4次。
　　群众性的歌咏组织在上海不断涌现。1935年2月，第一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成立，主持人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同年6月，由聂耳、吕骥等主持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领导的“抗日救亡业余合唱团”在沪成立。1936年初，中国音乐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牗即“歌曲作者协会”牘在沪成立。至1937年底，上海仅见于《立报》记载的救亡歌咏团体就有新生、洪钟、蚂蚁、立信、量才等近百个之多。显然，在全国抗战前，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当之无愧的中心。
　　二、立信在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立信音乐训练班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是新音乐运动初创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训练班凝聚了冼星海、吕骥、何士德等进步的、革命的音乐家，培养了麦新、孟波等新音乐运动的作曲、指挥人才，创作出一大批表现中国人民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的经典歌曲，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引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是立信、也是上海不可忘却的红色记忆。
　　一是建立立信音乐训练班，助力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2月，以立信同学会的名义，实则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立信音乐训练班开办，设在河南路吉祥里18号立信会计学校。训练班办在立信，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立信的创办人潘序伦先生无党无派，是一位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立信同学会的负责人李建模、顾准是中共党员，自1934年下半年起，立信同学会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地之一。其次，立信校址处在租界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避免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破坏；地处闹市区，老师、学生工作、居住的地方相距不远，来往比较方便。
　　二是积极组织群众运动，推动群众救亡歌咏运动普及发展。立信同学会在1936年初成立了“立信歌咏队”，潘序伦校长给予“热忱鼓励，慨允帮助和便利”。立信歌咏队是沪上人数多、影响大的歌咏队之一。共产党员吕骥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的教师与负责人之一，对刘良模的民众歌咏会给予积极的支持，还在“剧联”（即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合唱团，演唱《自由神》《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团中的许多成员又是别的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或歌咏指挥，有的同时还担任着几个群众歌咏队的指挥。业余合唱团通过他们联系着一大批歌咏团体和众多的歌咏爱好者，使业余合唱团的救亡歌咏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为推动上海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
　　三是以立信为平台，培养和造就了新音乐运动骨干。由于有冼星海、吕骥、何士德等大师的执教，立信音乐训练班办学十分成功，精英荟萃：麦新（训练班时名沈默心）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作者，在延安筹建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务主任、副院长，创作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解放后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训练班负责人杨祚铭，后来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上世纪七十年代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孟波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孙慎是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这些文艺精英在新音乐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把新音乐运动推向风起云涌的新阶段，迅速成长为著名的音乐家。
　　三、冼星海与立信音乐训练班冼星海是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人民音乐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救国军歌》、《保卫芦沟桥》等，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9月，冼星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冼星海于1935年从巴黎学成回国后，对祖国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当年冼星海打算在上海滩开专场音乐会，但由洋人把持的公务局根本看不起中国人的创作，乐手们故意走音，他一气之下扬长而去，从此更加发奋创作音乐，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如《只怕不抵抗》、《路是我们开》、《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以音乐为武器，用歌声动员鼓舞民众。
　　1936年春，冼星海欣然接受吕骥等的邀请，来到立信音乐训练班执教，培养抗日爱国的音乐专才。孟波1995年在《音乐研究》撰文《不尽的思念》中写道，“请他（冼星海）为立信音乐训练班等团体教课，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在立信音乐班任教时，不单单教学员识乐谱，也与学员一起唱革命歌曲。他希望学员以音乐为武器，发动民众抵抗侵略者。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离开武汉去延安，并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简陋的土窑里连续6天6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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